第527章 寻找共识。

  他把材料放下抬起头,目光再次扫过整个会场。
  然后他的声音比刚才更高了一些,不是在音量的层面。
  他没有扯著嗓子喊。
  而是在力道的层面,每一个字都比刚才多了一分重量,多了一分斩钉截铁。
  “华国愿意承担与自己发展阶段和能力相適应的责任,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內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不是一句客套话,华国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但我们不能接受的是,把歷史的帐一笔勾销,把现实的差距视而不见,把责任的天平无限度地向发展华国家倾斜。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至今仍然是发展华国家的数倍甚至十几倍,
  发达国家的歷史累积排放占了全球总量的绝大部分,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向大气中排放的那些二氧化碳至今还停留在大气层里,持续地產生著温室效应。
  这笔歷史旧帐,不能因为时间的流逝就被自动抹平,不能因为当年排放的人已经不在了就被算作不存在。
  责任是要承担的,歷史是不能改写的,公平是不能被修辞技巧稀释掉的。”
  他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口水,然后把水杯放回讲台上。
  杯底和讲台接触时发出了一声轻微的、清脆的声响,通过麦克风传遍了会场。
  他继续说了下去。
  “减排不是零和博弈。
  不是谁减得多谁就贏、谁减得少谁就输。
  如果把减排当成一场零和博弈来打,每一方都在计算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国际竞爭力,每一方都想方设法让自己少减一点、让別人多减一点,那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所有人都输了。
  因为气候系统是一个整体,它不分国界,不看护照,不管你是富国还是穷国、排放大国还是排放小国,气候变暖的后果会无差別地落在每一个人头上。
  海平面上升不会因为你是发达国家就绕著你走,极端天气不会因为你歷史排放少就不袭击你的农田,生態系统的崩溃不会因为你贡献了更多的气候资金就给你一张豁免券。
  减排是为了人类共同的未来,不是为了某个国家的面子和里子,更不是为了在选举中多拿几张选票或者在民意调查中多涨几个百分点。
  如果我们还在为谁减得多、谁减得少而爭吵不休,那我们就不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我们是在把气候变化当作政治工具来使用。
  而把气候变化当作政治工具,最终受害的不是某一个国家,是整个人类。”
  发言结束后,会场安静了好一会儿。
  那种安静比他开口时的那阵安静更长、更深、更沉。
  然后掌声响起来了。
  不是那种礼节性的、敷衍的、拍两下就停的掌声,而是从各个方向响起来的,有的急促,有的缓慢,有的短促,有的长久,在穹顶下匯聚成一股持续的低沉的声浪。
  那声浪在巨大的穹顶下迴荡著,碰到墙壁又反弹回来,层层叠叠地交织在一起。
  发展中国家代表团的席位上掌声最为热烈,有几个非洲国家的代表甚至站了起来,用他们的方式表达著一种被说出了心声的认同和感激。
  一些发达国家的代表也在鼓掌,但他们的掌声是克制的、审慎的,表情里有一种被戳中了要害之后努力维持著风度的微妙僵硬。
  这些细节都被林惟民看在眼里,但他没有任何得意的表情,只是微微点了点头,把讲稿收好,转身走回了自己的席位。
  散会之后,好几个发展华国家的代表主动走了过来。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非洲內陆国的代表皮肤黝黑,穿著顏色鲜艷的传统服装;
  东南亚岛国的代表个子不高,眼神里有一种被海平面上升威胁著的深深忧虑;
  拉丁美洲的代表留著浓密的小鬍子,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势辅助表达;
  太平洋小岛国的代表说话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说得很用力,像是在用尽全力让世界听到一个即將被淹没的声音。
  他们用不同的语言说著相似的话——感谢华国为发展华国家发声,感谢华国坚持原则,感谢华国在气候治理领域展现出的负责任態度。
  那些话不是客套,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发自內心的表达。
  因为在气候谈判的会场上,像华国这样既有影响力、又愿意替小国和穷国发声的国家,確实不多了。
  那些最脆弱的国家的声音经常被忽略——他们的代表发言的时候,台下常常有人在交头接耳、在翻看手机、在进进出出。
  而华国的代表团团长不仅在听他们说话,还用实际行动替他们说话,把他们的关切融入到华国的立场文件中,这让那些代表感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面对那些傲慢的发达国家的压力。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会议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阶段。
  一般性辩论只是开场白,真正的博弈在后面的专题磋商中展开。
  各方围绕减排目標、资金支持、技术转让、適应措施、损失与损害等议题展开了激烈的、深入的、有时候甚至是针锋相对的磋商。
  磋商的场所不限於会议中心的主会场,还包括各种小型会议室、双边会谈间,甚至是走廊上的非正式交流、餐厅里的偶遇交谈、咖啡机旁的两三分钟閒聊。
  气候谈判的许多关键突破往往不是在正式的谈判桌上达成的,而是在这些非正式的场合里,在一个不经意的交谈中,在对一个措辞的反覆协商中,在某个人突然提出的一个折中方案中找到的。
  林惟民参加了多场不同层级的磋商和谈判。
  每一场他都坐在华国代表团的主位上,面对著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有时候是发达国家咄咄逼人的质询和施压,有时候是发展华国家期待而焦虑的注视,有时候是立场相近国家之间默契的交流与协调。
  他反覆地阐释华国的立场、回应对方的关切、寻找可能的共识、守住不可逾越的底线。
  做到这四点並不容易——阐释立场需要清晰的逻辑和准確的数据支撑,回应关切需要耐心和同理心,寻找共识需要灵活性和创造力,守住底线需要定力和勇气——而他需要在这四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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