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 韩琦的理政

  宋英宗赵曙统治期间,最倚重的,就是韩琦、富弼、欧阳修,这些庆历新政的老臣。
  富弼和欧阳修,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赘言,说说这个韩琦的起来。
  韩琦,他的出身很好,据《泉州府志》人物誌的记载,说“韩琦出生於泉州北楼,其父韩国华任泉州剌史时,即宋景德年间,时任泉州知府韩国华与婢女连理生下韩琦。后隨父韩国华迁相州,遂为安阳人。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諫议大夫。
  他有这样的出身,自然是从小就有资源。不幸的是,韩琦的父母在他三岁就去世,当下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
  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弱冠之年的韩琦就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將作监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景祐元年九月,迁开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諫。
  他担任諫官的三年时间內,敢於犯顏直諫,諍言讜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所上的《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
  这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隨、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
  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名闻京华。
  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託”的社会风气和“侥倖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宋仁宗先从朝廷內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
  名相王曾称讚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
  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將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一百九十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韩琦除了治国外,也和范仲淹一样,亲自带兵打战。
  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后,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
  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隨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
  他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守將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的范仲淹。
  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
  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
  韩琦主持涇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
  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財政日絀,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眾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輒不支。若並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
  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討,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
  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
  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於是决定採用韩琦攻策,並下詔鄜延、涇原两路会师,定期於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
  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將严加防守。
  二月,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直逼怀远城。
  韩琦闻讯,急派大將任福领兵1.8万人,桑懌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
  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 ,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並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於是贪功轻进。
  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
  这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
  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
  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
  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六余人阵亡,任福等將校军官数百人亦死於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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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將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號泣於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討出征,今招討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討以归乎?”
  阵亡將士的亲人们听了,哀慟之声震天地。
  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
  好水川之战,元昊得胜,十分猖狂,使人作诗,投掷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
  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
  韩琦降为右司諫、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
  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涇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並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討使。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於定川寨,大將葛怀敏战死,主持涇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
  十一月,朝廷採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涇州,共守西陲。
  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
  由於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
  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西夏在战爭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於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
  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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